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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词中的人生哲理分析

/gushi/发布时间:2018-05-11来源:故事大全

  导语: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,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,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。宋词句子有长有短,便于歌唱。因是合乐的歌词,故又称曲子词、乐府、乐章、长短句、诗余、琴趣等。以下是关于宋词中的人生哲理分析,内容如下,欢迎大家阅读。

  宋代词苑,百花齐放,万紫千红。它是词人们的精神家园。其中有一枝奇葩是词人以澄澈智慧的心灵,营造爱惜生命、养护生命的闲适,以解脱因现实的窘迫而造成的精神上的诸多困扰,赢得身心的宁静。这体现了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的一种功能。以下分三个方面来谈。

  一、化解人生短促的烦恼

  人生以百年为期,而真正能活到百岁的人并不多,若把人的生命历程放到宇宙的历史长河中去,那么人的生命更是弹指一挥间的事。在如此短促的人生中,怀着对生命的珍惜,有人祈求成仙,有人寻求养生,力求延长生命。数千年来,人们的生命意识一直纠缠于忧患与憧憬之中。抒写人生情感的宋词,也与生命意识紧密联系。很多词人在词中直接表述人生苦短的情绪。如:

  人世都无百岁。少痴、老成悴。只有中间、些子少年,忍把浮名牵系? 一品与千金,问白发,如何回避? ( 范仲淹《剔银灯》)百年似梦,一身如寄,南北去留皆可。( 李弥逊《永遇乐・初夏独坐西山钓台新亭》)五十劳生,紫霜换,白日驹过。( 李弥逊《永遇乐・用前韵呈张仲宗、苏粹中》)连北宋盛时的“太平宰相”晏殊也感叹道: “一向年光有限身,等闲离别易销魂。”( 《浣溪沙》) ,然而他们面对人生短促的苦痛,能够“谈笑于死生之际”( 苏轼《与李公择》) 。而这种超逸境界的获得犹如登山。

  登上山顶固然可“一览众山小”,饱览风光,陶冶情性,但“登山”并非易事,路途是艰辛的,很可能颓丧而止。试读钱惟演( 962 -1034) 的《木兰花》:城上风光莺语乱。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绿杨芳草几时休,泪眼愁肠先已断。 情怀渐变成衰晚。鸾鉴朱颜惊暗换。昔年多病厌芳尊,今日芳尊惟恐浅。

  宋释文莹随笔《湘山野录》卷上载: “钱思公谪居汉东日,撰一曲曰: ‘城上风光莺语乱( 略) 。’每歌之,酒阑则垂涕。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,乃邓王歌鬟惊鸿者也,曰: ‘吾忆先王将薨,预戒挽铎中歌《木兰花》引绋为送,今相公其将亡乎’果薨于隋。邓王旧曲亦有‘帝卿烟雨锁春愁,故国山川空泪眼’之句,颇相类。”可见这首词乃是叹老伤怀之作。钱惟演为五代时吴越王钱的儿子,幼年随降父归宋,于真宗朝为翰林学士,仁宗朝拜枢密使,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权倾一时,后因涉及宫廷矛盾被贬官。此词即景佑元年( 1034) 词人谪居汉东作。人到晚年更加觉得青春的可贵,但想要追回逝去的年少时光已不可能,“鸾鉴朱颜惊暗换”是老年人对青春飞逝所产生的人生体验。面对生生不息的绿杨芳草,不免产生“衰晚”的情怀,伤春流泪,借酒浇愁。词人未能登顶,不久便郁郁告别人世。

  张先( 990 - 1078) 词则与此相反,词中虽有人生短促的忧伤,但终于登上山顶,享受了无限风光。看他于庆历三年( 1043) 所作的《天仙子》:水调数声持酒听。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? 临晚镜,伤流景,往事后期空记省。 沙上并禽池上暝。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帘幕密遮灯,风不定。人初静,明日落红应满径。

  词人“时为嘉禾小、以病眠,不赴府会。”病中只能在家饮酒听曲,感叹“送春春去几时回”( 时词人年已五十三) ,美好的往事已经逝去,不免流露出了“临晚镜”、“伤流景”的人生忧思。但词人并未一味沉浸在惜春伤春的忧伤之中,他悟到如此短暂的人生,理应好好享受。于是沉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: 黄昏时,池边沙地上成双成对的禽鸟栖息,不久,月亮透过云层,映照花儿,在微风中婆娑弄影。他又从家的温暖中寻求: 天晚风起,关上门窗,垂下帘幕,家人团聚一室,多么温馨! 词人更由室外的“风不定”推想到“明日落红应满径”,反衬自己的闲适安逸。张先将此词引为平生得意之作。南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三十七引《古今词话》云: “有客谓子野( 先) 曰: ‘人皆谓公张三中,即心中事、眼中泪、意中人也。’公曰: ‘何不目之为张三影?’客不晓,公曰: 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; ‘娇柔懒起,帘压卷花影’; ‘柳径无人,堕风絮无影’。此余平生所得意也。’”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卷三十七又引《遁斋闲览》云: “张子野( 张先) 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。宋子京( 宋祁) 尚书奇其才,先往见之,遣将命者,谓曰: ‘尚书欲见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郎中。'子野屏后呼曰: ‘得非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尚书耶? '遂出,置酒尽欢。盖二人所举,皆其警策也。”由此可见乐观的词人不会对着落花和流影垂泪,反而从美丽的自然风光里获得怡情养性的享受。

  面对“人生短暂”的自然规律,宋代词人们热爱自然、享受亲情、看淡世间的得失成败,快乐地生活着。他们宴游、交友、赏花……这些闲适生活丰富而生动的写在词中,如: “人生百岁,离别易,会逢难。无事日,剩呼宾友启芳筵。星霜催绿鬓,风露损朱颜。惜清欢。又何妨、沈醉玉尊前。”( 晏殊《拂霓裳》)“清夜无尘,月色如银,酒斟时,须满十分。浮名浮利,虚苦劳神。叹隙中驹,石中火,梦中身。”( 苏轼《行香子・述怀》“月在碧虚中住,人向乱荷中去。花气杂风凉,满船香。”( 张《昭君怨・园池夜泛》) 这些寄情园池山水与沉迷宴饮的词章,从表象上看只是描写宋代词人的娱乐生活,而其思想底蕴实为摆脱外界的压力和追求身心的自由。面对人生短促的恐惧,宋代词人表达顺应自然,超脱生死束缚的思想往往形诸词作。

  二、挣脱功名富贵的束缚

  老子主张“至虚静”、“守静笃”,全性保真而不为物所累。庄子追求摆脱名誉、利益等尘俗的干扰,达到超脱善恶、是非、美丑的自在逍遥的境界。庄子视世俗的功名富贵犹如“骈拇”,是人体多余的东西。功名富贵得失应该顺其自然,得之不喜,失之不悲,否则便成了残生伤性之物。这种思想对宋代词人有影响,宋词中有许多词作表现了词人对于功名富贵束缚的挣脱。

  且看柳永《鹤冲天》:

  黄金榜上,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,如何向。未遂风云便,争不恣狂荡。何须论得丧。才子词人,自是白衣卿相。 烟花巷陌,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,堪寻访。且恁偎红翠,风流事、平生畅。青春都一饷。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

  据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六载: “仁宗留意儒雅,务本理道,深斥浮艳虚美之文。初,进士柳三变,好为淫冶讴歌之曲,传播四方。尝有《鹤冲天》词云: ‘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’及临轩放榜,特落之,曰:‘且去浅斟低唱,何要浮名! ’”于是,柳永自称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,留连坊曲。柳永被黜的遭遇,词论家多评说因为柳永作词过于粗俗艳丽,不合仁宗“儒雅”、“务本理道”的规范。其实是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之蔑视功名、不满现实的思想触犯了皇帝的权威。柳永怀才不遇,无所顾忌地出入于歌楼酒馆,“浅斟低唱”“自是白衣卿相”。这种功名利禄得失顺其自然的心态,表现了旷放自适的精神。

  又如刘述《家山好》:

  挂冠归去旧烟萝。闲身健,养天和。功名富贵非由我,莫贪他。这歧路、足风波。 水晶宫里家山好,物外胜游多。晴溪短棹,时时醉唱里棱罗。天公奈我何。

  刘述于仁宗景佑元年( 1034) 中进士,官为御史台主簿。英宗治平元年( 1064) 又改官荆湖北路转运使、降知睦州。神宗时为侍御史知杂事。熙宁三年( 1070) 与钱琦等上疏弹劾王安石,出知江州。《宋史・刘述传》云: “( 王) 安石欲置之狱,( 司马) 光又与范纯仁争之,乃议贬为通判。帝不许,以知江州。逾岁,提举崇禧观。卒,年七十二。”

  由此可知,刘述仕途坎坷,不免对官场有厌倦之感。据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所云: “刘孝叔吏部公述,深味道腴,东吴端清之士也。方强仕之际,已恬于进,撰一曲以见志,曰: ‘挂冠归去旧烟萝( 略) 。’”

  《家山好》这首词是刘述庆历元年( 1041) 作,正是刘述盛年时,此时正在仕途而已经心想归隐闲逸。他希望辞官归去,重寻故乡烟萝,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,宦海沉浮风波多多,只求心闲身健,颐养天和。他甚至想象归隐后的乐趣,在家乡水晶似的湖面上泛舟、饮酒、唱歌,一无牵挂,“天公奈我何”。词人向往自由自在、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,这样的愿望一直到晚年提举崇禧观后才实现。

  再如晁补之《摸鱼儿・东皋寓居》曰:

  买陂塘、旋栽杨柳,依稀淮岸江浦。东皋嘉雨新痕涨,沙觜鹭来鸥聚。堪爱处,最好是、一川夜月光流渚。无人独舞。任翠幄张天,柔茵藉地,酒尽未能去。 青绫被,莫忆金闺故步。儒冠曾把身误。弓刀千骑成何事,荒了邵平瓜圃。君试。满青镜、星星鬓影今如许。功名浪语。便似得班超,封侯万里,归计恐迟暮。

  晁补之为元丰二年进士,历仕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 、礼部郎中及地方官职,曾两度被贬。工书画,能诗词,善属文,为苏门四学士之一。词人晚年闲居金乡,置买田产,修葺亭园,过着闲适的隐逸生活。上阕写退居后享受的闲居乐趣和摆脱名缰利锁后的自在自得。下阕是追悔当年儒冠误身,荒芜瓜圃,光阴似箭,人生短促,即使像班超那样立功边塞,封侯万里,归来亦已鬓发斑白。这表现出词人对于功名利禄的漠视和隐居田园的乐趣。

  苏轼是词坛巨擘。他对人生的超脱和对功名利禄的看淡,可为文人的典范。元丰五年( 1082) 他于黄州作《满庭芳》:蜗角虚名,蝇头微利。算来着甚干忙。事皆前定,谁弱又谁强。且趁闲身未老,须放我、些子疏狂。百年里,浑教是醉,三万六千场。 思量,能几许? 忧愁风雨,一半相妨。又何须、抵死说短论长。幸对清风皓月,苔茵展、云幕高涨。江南好,千钟美酒,一曲《满庭芳》。

  元代陈秀明《东坡诗话录》载《玉林词选》云: “东坡《满庭芳》词一阕,碑刻遍传海内,使功名兢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,达观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娱生。”人如能立于无穷宇宙去俯视两国间争城夺地的场面,岂不像立于路旁观蜗牛两触角相斗吗? 芸芸众生何必为“蜗角虚名,蝇头微利”忙劳一辈子呢。人生有限,还不如在清风皓月、云幕高涨、苔茵绿展的美好时光,高歌一曲《满庭芳》。身不由己的苏轼,努力摆脱是非心、挣脱名利网,让心灵舒放。这也是他能够承受仕途生活中的一连串打击而不倒的原因。

  张孝祥,高宗绍兴二十四年( 1154) 进士第一。他上疏言岳飞冤狱,得罪秦桧,加之积极主战,所以,虽为状元,仕途坎坷。面对世间的功名富贵以及众多的不平,词人以何种态度处之? 其《西江月・题溧阳三塔寺》云:

  问讯湖边春色,重来又是三年。东风吹我过湖船,杨柳丝丝拂面。 世路如今已惯,此心到处悠然。寒光庭下水如天,飞起沙鸥一片。这首词题于江苏溧阳三塔寺寒光亭柱上。词人重访三塔湖,观赏优美的自然景象,怡然自乐。“吹”字和“拂”字极有情致,东风吹船似解人意,杨柳拂面饱含深情,词人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。自然景物如此亲切可爱,是因为“世路如今已惯,此心到处悠然”。词人对世事俗务、功名富贵看淡了,怀着平和中正的“悠然”心情,更觉得自然景物可亲、可爱。“寒光亭下水连天,飞起沙鸥一片”,词人就像沙鸥一样,在水天一色的空间自由自在地翱翔,容天地于“此心”。

  不以功名富贵为重,就容易获得自由愉悦的心境。“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,由重生故也; 非夸以名也,为其实也。”( 《吕氏春秋》卷一《孟春纪》之“本生”) 古人有重视生命者,不以富贵为重,不钓取虚名来夸耀。不少词人持这样的思想。

  三、排除不安心绪的困扰

  宋代词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。赵宋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,采取了权力制衡、文官政府、厚禄养士等政策,由此形成了特有的“宋型文化”。不少词人往往在政治漩涡中遭遇不测。曾被人构陷诬告而遭贬谪的欧阳修在《朝中措》中曰:

  平山阑槛倚晴空。山色有无中。手种堂前垂柳,别来几度春风。 文章太守,挥毫万字,一饮千钟。行乐直须年少,尊前看取衰翁。

  《宋史》称他“放逐流离,至于再三,志气自若也”,他之所以能“志气自若”,乃在于他诗酒流连的自足适性,在于他能够使自己不安的心绪趋于淡定。

  王安石一生致力于政治改革,曾两次罢相,晚年退居金陵,在府城东门和钟山间构筑了“半山园”,《渔家傲・灯火已收正月半》便为描写此园的词作。身在园中,心情如《菩萨蛮》云:

  数家茅屋闲临水,单衫短帽垂阳里。今日是何朝,看予度石桥。 梢梢新月偃,午醉醒来晚。何物最关情,黄鹂三两声。

  词人描写其隐居环境的清雅幽静以衬托自足适性的自我,王安石由一位锐意改革的宰相到一位“单衫短帽”的“半山老人”,这其间巨大的变化和反差,并没有使他茫然无措,他“午醉醒来”后听园中黄鹂清脆的鸣叫,悠然生活于半山园中,享受清闲,心安理得。

  苏轼因自己的诗文而被罗织罪名,差点丧生于“乌台诗案”。仕途生涯中两次由中枢到地方到被贬,从中原到岭南到海南,迁谪的处境,流离颠沛,生活困顿,但他能安时处顺、乐观旷达。这种心情大量表现在词作中。“乌台诗案”后,苏轼谪居黄州,《黄州安国寺记》中云: “至黄,舍馆初定,衣食稍给,闭门却扫,收召魂魄,退伏思念,求所以自新之方……深自省察,则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,求罪垢所从生不可得。一念清净,污污自落,表里然,无所附丽。私窃乐之,旦往而暮还者,五年于此矣。”苏轼以“物我相忘、身心皆空”及“一念清净”为乐,摆脱一己的哀乐之情和世俗的利害之欲,恬淡无为。他作于黄州的《浣溪沙・自适》词曰:

  倾盖相逢胜白头。故山空复梦松楸。此心安处是菟裘。 卖剑买牛吾欲老,乞浆得酒更何求? 愿为祠社宴春秋。

  词人谪居黄州已近四年,觉得归隐蜀中故山已无望,于是化用白居易“此心安处即吾乡”诗意,欲终老黄州。他于元丰七年( 1084) 离开黄州时作《满庭芳》词仍曰: “好在堂前细柳? 应念我,莫剪柔柯。仍传语,江南父老,时与晒渔蓑。”雪堂的一草一木使苏轼留恋不已,他请邻里乡亲帮他照顾好堂前屋后,时常帮他晒晒渔蓑,他似乎还要回雪堂居住。苏轼后来被贬惠州、儋州时都借资造屋,准备长久定居,因为它们都是苏轼心中的家。

  贬居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之一,其贬居黄州时期的词作有《卜算子》( 缺月挂疏桐) 、《西江月》( 世事一场大梦) 、《水龙吟》( 似花还是非花) 、《定风波》( 莫听穿林打叶声) 、《念奴娇》( 大江东去) 、《临江仙》( 夜饮东坡醒复醉) 等,都展示了词人极其超脱的心态。作于元丰五年( 1082) 的《定风波》词:

  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 一蓑烟雨任平生。 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  “这是人间的绝唱。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,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,而是一笔勾销,并无风雨。……不管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幻,都如云烟过眼,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所困折,因为无所计较,故而所向无敌。”词人竹杖芒鞋于风雨中吟啸徐行的超脱,真正达到了“则何往而不适我”( 苏轼《江子静字序》)的自足适性境界。

  他在惠州时,生活窘困,但他仍有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诗句。被贬至“非人所居,药饵皆无有”的海南岛时,有《谪居三适三首》的自足自适的诗篇,词人呈现了足适、身适、心适三适合一的虚静、自然的状态。苏轼最后一首词《千秋岁・次韵少游》作于海南儋州,其词曰:

  岛边天外。未老身先退。珠泪溅,丹衷碎。声摇苍玉佩。色重黄金带。一万里。斜阳正与长安对。 道远谁云会。罪大天能盖。君命重,臣节在。新恩犹可觊。旧学终难改。吾已矣。乘桴且恁浮於海。

  苏轼所受的打击迫害是残酷的,但他在瘴风苦雨中依然吟啸徐行,精神高昂、旷然自适: “罪大天能盖”,再大的罪天总能包容,还有啥可怕呢? “吾已矣,乘桴且恁浮于海。”如果自己的政见仍不被采纳,就像孔子所说乘着木船浮海远去。他虽被贬谪而身心仍是自由的,他首先使自己“心安”,继而超脱了名利得失的束缚。此词“是对沉溺于悲哀的门下弟子的教诲,是自己一生的政治气节和人生态度的自白,是贬谪文化中的最强音”,从而达到中国封建士人“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”。而自足适性的“心安”生存哲学,则是使苏轼达其人生至境的关键所在。

  再看辛弃疾。他的《西江月・以家事付儿曹,示之》曰:

  万事云烟忽过,百年蒲柳先衰。而今何事最相宜? 宜醉宜游宜睡。 早趁催科了纳,更量出入收支。乃翁依旧管些儿: 管竹管山管水。转眼年岁已老,而山河依旧破碎,辛弃疾放情山水,“管竹管山管水”,“宜醉宜游宜睡”,让自己在自足适性中使心灵得以慰安。其《行香子》亦曰:

  归去来兮。行乐休迟。命由天、富贵何时。百年光景,七十者稀。奈一番愁,一番病,一番衰。 名利奔驰,宠辱惊疑,旧家时、都有些儿。而今老矣,识破关机: 算不如闲、不如醉、不如痴。

  生死、名利、富贵在“识破关机”的辛弃疾眼里不过是过眼云烟,他觉得最要紧的是在自足适性中享受身心自由闲适之乐。

  茫茫宇宙,短暂人生,人生多难,坎坷不平,宋词中表达的超越自然、社会乃至自我而心淡神远、陶然自乐的心情,将流淌于世世代代的心灵之河。它与后人的心灵相碰撞,亦将奏出更悦耳动听的生命旋律,拥有这种生存智慧,便是生活幸福的密码。